今年是西班牙作家维生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的代表作《茅屋》问世100周年。他的家乡巴伦西亚的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大学将要在11月底举行一个题为《维生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98－1998，一个小说家的世纪回眸》的国际研讨会。
早在1923年，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就来到了中国。他是乘一艘大轮船，和许多美国和欧洲的游客从美国过来的。他先到了日本和朝鲜。当时的朝鲜已经在日本的铁蹄下了。日本的侵略威胁着中国。关于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他记录在一本游记里，那就是《一位小说家环游世界》（1924）。全书共三卷。关于中国的内容在第二卷，有200多页。他以一个外国作家独特的眼光来看本世纪初的中国，我们读起来格外有趣。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他是懂得中国人的。他乘坐的客轮弗兰科尼亚号从上海到香港，路过台湾海峡时，他看见了一件事，是他闻所未闻的。若不是他亲眼所见，他是绝对不敢相信的。
“当太阳刚刚升起时，我发现弗兰科尼亚号上的一些船员在互相传什么话，并且在跑动。我必须使劲看，按照他们的指点，终于看到了一幅奇景。三位中国水手，半裸着身体，踏着波涛迎着我们驶来。浪很高，巨大的浪峰把他们埋藏在浪谷里，又把他们颠起来，一瞬间重又把他们淹没。只有当他们从我们身边驶过时，或更确切地说，当弗兰科尼亚号驶到他们旁边时，我才发觉这三个人乘的是一个最好叫做‘棺材’的东西上边，那条‘船’只有三公尺长，在水面上只浮出几厘米。那小船里尽是水，几乎看不到海面上浮着的黑色船边。他们匆匆地划着桨，其中的一个不时地放下桨，去舀干那黑黢黢的‘大脚盆’里的水。他们就这样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峡上，而那天早晨大浪甚至使弗兰科尼亚号也颠簸不已。
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往何处去。四面都是水。在清晨的这个时刻，既看不到大陆的海岸，也看不到台湾的海岸。即便是看得到，那也不过是远远的一片模糊的蓝色山冈。也许，他们是从哪一条小船上起身，又赶往远处的另一条小船的几名水手吧。
在弗兰科尼亚号的船舷上值班的大副微笑着赞赏这种大胆的行为。他断言，只要有人懂得统领他们，中国人将成为最优秀的水手。那三个人从我们的船旁边驶过，他们甚至不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而是以一种庄重的尊严，用脊背对着我们。”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读懂了中国人的心。而中国人对他也是情有独钟的。早在20年代鲁迅先生就几次提到他，把他和另一个西班牙当代小说家比约·巴罗哈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作家。他也知道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欧战时间写了一本小说，那大概是《四骑士启示录》，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以讽刺的口气说：（伊巴涅斯）“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1926年7月7日）。鲁迅先生说这些话时，心情肯定是悲愤的，因为不久前，他目睹了北京发生的学生被镇压的惨案，他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那是一篇和着血和泪的祭文。
而从事翻译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作品的是我国有名的现代诗人戴望舒。早在20年代初，他就在一些杂志或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他翻译的这个西班牙作家的短篇小说。解放后他回到新中国，但是他英年早逝，1950年就离开了我们。1956年他译的《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出版，有他的12篇译著，还有他写的后记。
以后不断有这位西班牙小说家的短篇小说零星地发表在我国的报刊和杂志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血与沙》，由吕漠野从世界语译出，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由西班牙文直接译出的长篇小说是《茅屋》，庄重译，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革以后，人们重新又看到一本又一本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的汉译本。有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故事集《鲟鱼》，由郑恩波译；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不速之客》，李德明、尹承东译，1983年出版；《五月花》（包括《五月花》和《芦苇和泥塘》两个长篇），由蒋宗曹、尹承东和李德明译，1984年出版；《酒坊》由李德明、蒋宗曹译，1986年出版；《春尽残梦》，由李德明译，1991年出版。译林出版社在1996年也出了另一个《芦苇和泥塘》的本子，译者是屠孟超。近年来重庆出版社在西班牙文化部的赞助下也出了几本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书，有《卢娜·贝纳莫尔———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由黄育馥、文平译，1992年出版；《死者为王》，由王宏、赵伐、刘法公译，1994年出版；《茅屋》，由赵伐、王宏译，1995年出版；《血溅斗牛场》，由高峰译，1995年出版。
